图解|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怎样做专家为你解答

2月21日,《解放军报》第11版刊发文章《解读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文章强调,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对于临床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至关重要,是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技术支撑。同时,又提出疑问,核酸检测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有些病人没有确诊但会被几次采样检测?我们普通人能否进行自测?军事医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康晓平解答了这些问题。

车内装着蒜苗、韭菜、莲花白和萝卜。几个小时后,这些从河南连夜运到武汉的爱心蔬菜,将端上江夏区多个家庭的餐桌。

她负责卸货,一身蓝色防护服,臀部已经磨破,手臂、肩、背,多处沾着黄泥和老菜叶。

“包括我在内,那段时间整个志愿者团队,感觉都抑郁了。”孙春霞说。

今年1月初,哥哥从北京来武汉探亲。1月14日,哥哥返回北京后,被确诊患上新冠肺炎,成为北京市第35例确诊病人。几天之后,病情愈加严重,被送进重症病房,还写下了遗书。

孙春霞在国博方舱医院搬运物资时,认识了另一队的一位志愿者。这位志愿者的儿子,在老师朋友圈看到范女士的求助后进行了转发,最后几经周转,信息到了孙春霞手里。2月10日前后,孙春霞联系范女士核实了情况,当天便通过各种渠道帮忙联系床位,但所有医院都满床了。幸运的是,其中一家医院在晚上10点左右,转走几位轻症病人,范女士的父亲得以入院。

“有时凌晨两点钟还在接电话,求助信息实在太多。”孙春霞印象最深的是求助者范女士。

孙春霞是新疆人,父母跟着她在武汉生活,哥哥是北京某高校教授。

孙春霞觉得,“天突然就亮了。”

2月2日,华中科技大学志愿者团队正好招募队员,孙春霞便报了名。

当时,志愿者团队分为多个小组,部分人负责在网络上收集求助者信息,核实真伪;部分人负责把求助者信息登记造册,按区域、病情急缓划分;部分人负责联系医院找床位。

孙春霞回忆,有一天,一位女志愿者承受不住,接完求助者电话后,歇斯底里地哭了近一小时,哭完又继续接电话。

从此,每天早上不到8点,她和华中科技大学武汉校友会的志愿者都会赶到指定地点,卸货、装货。

“孙老师帮帮我们,我的爸爸现在吐血了。”还有的病人,即使是志愿者联系到他,他也拒绝接受帮助,“因为他们已经绝望了,说不用我们帮忙了,死就死了。”

3月14日中午,暖阳。

孙春霞原本忙着写论文,得知进入武汉的物资无人对接和装卸,她决定去当志愿者。

“有那么几天,我迫切想逃离武汉。现在我很开心,搬一堆白菜都很开心……我真正想说的是,研究公共危机,一定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我们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而不是发表在期刊上……”

这些志愿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武汉校友会成员及他们的家属、朋友。他们有的是IT企业高管、公司老板,有的夫妻上阵,或是父亲带着儿子来帮忙。年龄最大的超过60岁,最小的18岁。

孙春霞曾是运动员,上学时专门练过体育,工作后也经常锻炼,但一天的高负荷劳作下来,也喊吃不消。“有时候一天十几个大货车,一车物资就是几十吨,全是我们这帮人卸下来,再分发完的……”陈星旭回忆。

孙春霞是其中之一,她今年46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刁明康 杨尚智 田源 王祥龙 发自武汉

在北京地坛医院医护人员的全力治疗下,哥哥熬过一劫,转入普通病房。孙春霞和父母在家隔离,也没被感染。

不料,没过多久,她父亲被感染,病情越来越重,但找不到病床。无奈之下,范女士只好上网求助。

此时,正值武汉封城前夕,整个城市笼罩在疫情的惶恐中,孙春霞和父母也只能在家中自行隔离。

第二天,她和其他队员就被派往汉阳国博中心,负责装卸物资。

不过,由于大家的持续奔波和努力,求助信息也逐个得到解决。

“哥哥是我邀请来武汉的,那几天,大家都还没有戴口罩,他就戴上了。像他这么有防范意识的人都被感染了,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孙春霞说,“讲真,那时候迫切想离开武汉,再也不回来了”。

队员陈星旭说,女同志像男同志一样,该扛的扛,该背的背,一刻没有休息,装消毒水的车上,罐子破了,整个车厢全是消毒水味,工作几分钟就要跑出来透气,一些女同志长时间站在消毒水里劳作,深色运动鞋变成了粉红色……

华中科技大学校园内,一个23人的志愿者团队,正在一辆红色大货车上忙碌。

为病人找床位,核实病情很受煎熬。电话对面,不少病人是家庭式感染,有的病情还很严重。

一边担心哥哥,一边不知道自己和父母情况如何,孙春霞几近崩溃。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从想逃离武汉,到当搬运工42天,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孙春霞的思维,依旧那么跳跃。

孙春霞说,帮人寻床,原因有两个,一是网上求床的重症病人多,二是华中科技大学也有专家教授因感染去世,“特别心疼。”

孙春霞很震惊,既担心又无奈。

此时,武汉封城,全国各地的医疗队员和救援物资正源源不断进入武汉。

从2月8日前后到2月20日,孙春霞和她的团队,先后帮助超过300位病人找到床位。“最后我们了解,没有一个病人去世,全部都康复了。”这样的结局,最令孙春霞开心。

志愿者们分成两组,一组在车上卸货,另一组开着自己的私家车,负责向定点社区转运。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一片慌乱,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志愿者。”

七八天后,副教授搬运工孙春霞又主动加入另一项帮扶活动——帮重症病人找病床。

范女士是个生意人,在武汉有两家公司。疫情发生后捐款150万元,又捐了200万元的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