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人社厅安全有序推进农民工返岗复工

(抗击新冠肺炎)湖北省人社厅:安全有序推进农民工返岗复工

中新社武汉3月14日电 在14日召开的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董长麒表示,该省正通过提供点对点、一站式服务等措施,安全有序推进农民工返岗复工。

董长麒介绍,为推动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湖北建立了24小时重点企业用工调度保障机制,设立了就业服务专员,为506家“停不得”企业提供用工服务,协助解决用工16631人。同时做好协调对接,引导有就业意愿的滞留人员到急需用工重点企业就业。

“举例来说,新兴际华本来是生产特种装备的企业,现在让它转产劳动密集型的医用防护服就会很容易。”张春晓表示,医用物资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中国经过多年的发展,制造业水平已经从产业链低端走向中端,这是当前很多中国企业能够顺利转产的经济社会背景。此外,大多数转产企业都和医疗物资生产有一定关联性,相关的产业链也是转产的必要条件。

“国有企业是转产医疗物资的排头兵,也是由其特质和社会责任决定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张春晓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春节期间,也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期,很多企业都在放假,这个时候就需要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肩负起生产物资的重任,此外,各级国资监管部门成立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门统筹国有企业应产尽产、能转尽转医疗防疫物资。

在众多转产企业中,国有企业堪称领头羊。本来生产无纺布的国机集团所属恒天嘉华正月初二就开始复工,转产医用口罩;本来制造军需用品的新兴际华集团春节期间抓紧购置设备、日夜抢产医用防护服;本来生产化学污染防护服的中国化工所属曙光院仅用55小时便研制出可重复使用的医用隔离服;中粮生物科技借助乙醇和白酒的生产优势,转产医用酒精,已累计向市场供应消毒酒精1万余吨……

任洪斌18日也表示,目前中国生产口罩和防护服的机器“一机难求”,为破解这一问题,国机集团、通用技术集团等国有企业已火速开展研制生产,国机集团平面口罩生产设备预计2月底前可实现量产,同时,正在研发的医用N95口罩机和压条机也将尽快投入制造。

董长麒说,为保障农民工安全有序流动,湖北省将提供行前服务、护送服务。一方面组织需要出行的务工人员及时申领健康码,按照规定获取“绿码”的人员可在全省范围内通行。另一方面做好交通运输方案,输出地和接收地切实做好对接。对于集中出行的,将指派工作人员护送,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输出地与输入地加强沟通联系,规范用工行为,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第一种观点:李某购买理财产品的50万元是存入李某在同一家银行的其他个人账户,学校需要时可以随时赎回,因公款一直是由李某的个人账户代为保管,李某的行为不成立挪用公款罪。李某贪污2万元收益因达不到刑事立案标准,只构成违反财经法规,应对李某作出党纪政务处分。

二、挪用公款后侵吞收益的行为不应再重复评价

除了国有企业,其他类型企业也在快速调整生产线。比如汽车企业上汽通用五菱、广汽集团、比亚迪都宣布转产口罩。其中比亚迪预计,到2月底口罩日产量可达500万只;以富士康集团为首的不少科技企业也开始生产口罩。

CNN称,随着美国多地受感染囚犯以及监狱工作人员数量的上升,这加剧了对新冠肺炎这种流行病在监狱狭小空间内蔓延的担忧。

本案中,对李某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并侵吞收益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有两种观点。

对于进行转产的企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魏际刚建议,企业在转产医疗物资抗击疫情的同时,也要注意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战略,做好长期定位,不断提升产业水平,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制造业规模全球居首,具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条,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世界500余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余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

一、“挪用”的本质如何理解

综上所述,李某的前后行为尽管表面看起来都是将学校的公款存在个人账户代为保管,但实际上已经侵犯了学校对公款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案发前,李某主动归还公款50万元,根据《解释》第二条第(二)项,在案发前部分或者全部归还本息的,可以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付余 作者单位:广东省佛山市纪委监委)

第二种观点:李某将学校小金库账户中的钱取出来存入另外的个人理财账户,属于挪用公款从事营利活动,李某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李某侵吞的2万元是挪用公款犯罪的违法所得,不再单独评价。除了作出党纪政务处分之外,还应当追究李某的刑事责任。

张春晓提醒,此次抗击疫情医疗物资生产中也反映出中国在高端制造上还有诸多短板,中国需要进一步提升产业能力,向高端迈进,做全产业链。

此外,不少服装类、卫生用品、日化企业也开始转产。据统计,1月1日至2月7日,共有近4000家企业经营范围新增了“口罩、防护服、消毒液、测温仪、医疗器械”等业务。

本案中,应从挪用公款罪保护的法益和主观故意着手,正确认识“挪用”的本质,才能对李某的行为作出准确判断。

专家表示,企业能够实现大量转产并快速形成产能也反映出中国制造水平的提升。

张春晓表示,还有一些民营企业是在统一调度之下或自发转产,购置新设备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些企业转产也是民族精神的体现。

在建立保障机制方面,董长麒说,各级人社部门将与公安、交通运输、卫健等部门加强共同衔接,形成工作合力,各地可结合实际,用就业资金给予交通补贴。(完)

中国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任洪斌18日对外发布,目前新兴际华集团每天生产医用防护服达4.5万套,占全国医用防护服总产量的1/3以上,国机集团、中国石化、兵器工业每天合计生产医用口罩达130万只,对医疗物资保障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次,挪用公款罪的主观故意是有“挪用”的意图。如果李某只是具有非法占有公款利息的目的,将代为“公款私存”的银行固定存款利息侵吞,其行为就不具备挪用的主观故意,而只能认定贪污公款利息的故意。但本案中李某的主观动机是考虑到保本型理财产品风险低,但利息又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有利条件,才产生了将公款挪出来购买理财产品并侵吞收益的目的。李某的主观故意已经具备了“挪用”的意图。

何以如此多企业转产医疗物资?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向记者表示,一方面是由于口罩需求量巨大带来的市场机会驱动,另一方面是政府鼓励一些企业进入口罩生产领域,对医疗生产企业采取减免增值税、减免土地税、降低贷款利率、允许延期还贷等支持政策。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月11日,口罩产能利用率已达94%,一线防控急需的N95口罩产能利用率已达128%,较好地缓解了疫情防治初期医疗物资短缺的情况。

首先,挪用公款罪侵害了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和公共财物的占有、使用、收益权。李某的行为已经侵犯了公职人员的廉洁性,但是否真正挪用了公共财物,侵犯公共财物的占有、使用、收益权,还要从公款是否脱离了该中学的“控制”来进行判断。当李某将50万元公款分多笔存入该银行的个人理财账户后,这部分公款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已经脱离了学校,李某已经实际掌握了50万元的控制权,并且已经对该部分公款进行了处分,从中获取收益。

董长麒说,湖北是农民工大省,常年有1000多万外出务工人员,做好农民工就业工作,对确保全省就业局势的稳定,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促进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本案中李某侵吞的理财收益2万元因未达到贪污犯罪的立案标准,不作为贪污犯罪评价,但即使达到了立案标准,李某侵吞收益的行为也不应再评价为贪污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挪用公款存入银行、用于集资、购买股票、国债等所获取的利息、收益等违法所得,应当追缴,但不计入挪用公款的数额。该条规定已经将利息和收益作为挪用公款罪的违法所得,不再单独进行评价。因此,李某的行为只能评价为挪用公款罪。

湖北省一方面依托人社部“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点用工对接服务平台”,引导农民工注册登记。另一方面指导各地在当地防控指挥部的统一安排下,通过微信、小程序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广泛开展调查,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拟定了全省农民工安全返岗复工服务保障工作方案。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保本型理财产品的特点是可以随时赎回,学校需要钱的时候,李某可以随时提取本金归还给学校,即公款的状态是安全地存放在银行,并没有脱离学校的占有和控制,李某的行为不属于“挪用”。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挪用”的实质是什么,李某挪用公款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行为是否认定为“挪用”。笔者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可能有人会提出,这笔钱一开始就在李某的个人银行账户中,虽然后来李某将其中的50万元存入了另一个账户,但同样都在李某名下,怎么就转变为“挪用”呢?笔者认为,财物的保管和控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公款私存”尽管违反了财经法规,但其控制权还在学校,只是校领导委托李某开设个人账户,代为保管学校公款。因此,存在李某个人账户的公款仍然处于学校的控制之下,占有、使用、收益权都归学校所有。但公款转移到李某的个人理财账户之后,其控制权就发生了转移,李某享有了对该公款的占有、使用、收益权。李某的行为已经侵犯了挪用公款罪保护的法益。

湖北还号召农民工线上求职,从2月1日起,持续开展网上招聘,目前已发布岗位招聘信息150多万条(次),发布网络招聘会421场,提供岗位65.8万个(次)。